李開復以及他在中國教育事業的努力

[Mingguo Li]

李開復是Google公司全球副總裁及谷歌中國總裁，曾任微軟亞洲研究院院長，微軟公司全球副總裁。他的父亲李天民生于成都华阳，曾留学日本，曾任南京中国日报总编辑，后回成都担任公职。后随国民党迁移台湾。李開復1961年生于台北，是家中七个子女中最年少的。1972年至美國田納西州Oak Ridge就讀中學，1983年從哥倫比亞大學電腦系畢業，1988年獲得卡耐基梅隆大學電腦系博士。1998年任微軟中國研究院首任院長，2000年出任微軟公司全球副總裁，成為比爾·蓋茨的七大智囊之一。2005年7月19日，Google宣佈將在中國設立產品研發中心，李開復將負責其中國研發中心的運營，並擔任Google中國區總裁。
他父親1990年從臺灣返川探親，鄉音未改。死后也希望葬回四川。他曾題字”時時勤秣马，年年望還鄉“。這種熱愛很是感動。
李開復在職業上很成功。但除此以外，他并未忘記幫助中國大學生。從2000年起，李開復陸續發表了六封《給中國學生的信》，其中分別談到了做人要有誠信，如何從優秀到卓越，選擇的智慧等等。他也創建中文網站，”我學網“（開復學生網）。他也常在大學做演講，以及著書。希望籍此幫助中國大學生。
即使從中學開始在美國讀書，他并未忘記中文以及父親的故國。他不僅在學業與職業上都很有造詣，而且很關注中國的大學教育。我認為實屬難得。
可惜他并非教育部官員。他的努力也并不可以發揮決定的作用。

[Mingguo Li]

【轉】美国大学面临的五大弊端

李開復

　　对于改革中的中国教育，美国是很好的典范。但是，当我们羡慕美国的成功时，也要看清今天美国大学的弊端。

　　今天的美国大学有下列五大弊端：（1）“终身职”制度造成教授不思进取；（2）学费经费失衡导致“大学行销竞争”和“盈利型大学”泛滥；（3）院系贫富悬殊、校方大权旁落；（4）研究型教授身价暴涨、优秀教师饭碗不保；（5）一流学府垄断格局日趋僵化。
（1）“终身职”制度造成教授不思进取

　　“终身职”制度用较高的门槛来遴选教授是很正确的做法，但是“终身职”也对美国教育产生副作用：得到“终身职”之后，一些教授便高枕无忧，不再努力工作。有些教授高踞其位，其实已半退休，要么就在外创业。这是因为，教授在得到“终身职”后就不再有约束，制度上无法促使他们竭尽全力地担当起对学校和学生的义务和责任。如果在企业，无论职位多高，做得不好，依然会被降薪、降级、甚至解雇。相形之下，大学也应参照企业管理的方式，才能确立令人信服的公平竞争。
（2）学费经费失衡导致“大学行销竞争”和“盈利型大学”泛滥

　　伯克莱大学教授David Kirp的“Shakespeare, Einstein, and the Bottom Line”一书批评了美国的大学由于近年政府经费削减而产生的学费暴涨。为了生存，很多学校采用行销手段推销自己。行销本身不是坏事，在学费、经费问题无可回避的情况下，适当地融入行销手段有其必要性。但是，有些大学采取夸大、不实的行销手段，不惜通过投机甚至作假来提高排名和提升大学品牌。

　　此外，很多大学忽视基础学科，因为基础学科拿不到经费。很多大学在雇用校长、副校长时忽略学术和管理能力，而主要看他们的行销能力。这一点已经成为美国教育系统的重大隐患。

　　正当主流大学遭遇经费问题时，一批盈利型大学乘虚而入。这些学校（如Devry University, Phoenix University，Jones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等等）以中专水平僭称“大学”名号，竟然门庭若市，很快积累了数十万学生。分析这些学校发迹的门路，不难看出端倪：他们拿不到国际认证，就拿州立或市立认证，照样可以得到政府的补助；它们得不到媒体的好评，就在电视上大做广告；它们吸引不到优秀学生，就降低入学门槛；它们为了提高利润，就以最低的代价，最少量的课，最少的专业教师，通过网络教学……这些盈利型大学利用主流大学的危机大发了一笔横财。Devry大学的控股公司已在纽约股票市场上市，市值为 15亿美元，总裁每年收入180万美元。然而，看到大学文凭贬值，教育沦为商人掠夺纳税人尤其是贫苦学生的摇钱树，人们不禁要质问：公理良知何在？教育作价几何？
（３）院系贫富悬殊、校方大权旁落

　　为了提高各个院系争取经费的积极性，很多美国大学降低学校“提成”，缩减校方的权力，而把权力下放给院系。这造成了冷门院系经费捉襟见肘，热门院系却财源滚滚的局面。例如，伯克莱大学为了大笔研究经费，开始做不开放的研究。南加州大学推行“资源管理下放”的管理制度，要求各学院自负财务盈亏，导致课程变质，院际公共设施的经营品质下降。Virginia的商学院不满校方“提成”太多，干脆自立山头，设法脱离母校。流风所及，大学的各个院系几成盈利性公司。

　　此外，院系独立还导致校长大权旁落。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像过去哈佛的Eliot校长、Johns Hopkins的Gilman校长，芝加哥大学的Harper校长那样的集社会理想与胆识气魄于一身的教育家。
（４）研究型教授身价暴涨、优秀教师饭碗不保

　　另一本题为“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的书，作者是加州大学校长Clark Kerr，分析了美国大学荒废教学的深刻危机。随着大学经费日甚一日地仰仗科研经费，研究与教学并重的大学已变成重研轻教。目前，一个大学或者院系的品牌取决于它有没有一流的研究型教授，这使得大学以天价去挖研究型的明星教授。纽约大学在5年内挖来的法学和哲学明星教授使它有两个系从原先不列名跃升到前三名。然而，大牌明星教授最大的问题是都不愿意教学。于是，纽约大学又只好聘来大批“教匠”应付教学之需。大牌明星教授年薪可以高到一年20万美元，而“教匠”教一门课只有三千元，而且不算学校正式员工。如果“教匠”所授课程明年冷门了，他将彻底失业。

　　很多美国名校的学生都认为教授只关心研究，不关心学生的学习。最终吃亏的还是学生，尤其是本科生。
（５）一流学府垄断格局日趋僵化

　　上述四点弊端，倘若出现在50年前或100年前的美国，很可能会被某个慈善家或教育家通过开创或改造一所大学而得到改进。但在今天，这样的变革契机已经不复存在，因为 “一流私立大学”的市场已被垄断。

这种垄断除了靠私立大学的品牌、师资、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的镇山之宝，那就是它们的基金（endowment）。哈佛、斯坦福等大学都有超过百亿美元的基金。仅仅这个基金的利息就已经超过很多学校多年的经费。只用利息，学校就可以雇最好的教师、补足不够的经费或者进行扩张。实际上，它们甚至根本不需要动这笔“老本”，这些私立大学凭他们的品牌和实力就能拿到天文数字的科研经费，基金只会年复一年像雪球般越滚越大。

　　二流学校根本不可能与这些垄断市场的一流学府竞争，也不再会有慈善家敢于拿钱来和他们竞争（谁愿意投资几百亿，并且惨淡经营几十年后也只能达到“准一流”的档次？何况名校出身的慈善家对自己的母校都很忠诚）。因此，Johns Hopkins、芝加哥、斯坦福挑战哈佛的历史将不会重演。由理想的教育家和慈善家共襄盛举缔造历史的时代已经远去。现在，一流大学的作风和政策早已固定，在没有挑战的情况下，很难出现任何改革。
寄语中国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美国大学的利弊得失对中国来说具有重大借鉴意义。就中国的发展目标而论，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世界一流的学府——无论这个目标有多困难，这都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

　　面对这个任重道远的目标，有人夸下海口，声称2020年应可达到；也有人冷言相讥，斥为比超英赶美还不现实。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极其困难，但是绝对可以达到的伟大而实用的目标。作为一个科学家和工程师，我深信任何伟大而实用的目标都不该靠闭门造车，而应在实际问题的考验之下，在吸取他人经验教训基础之上寻求发展。

　　目前，中国的大学在师资、体制、管理系统等方面都离世界一流学府有相当大的距离。若想步入一流，从美国的经验和教训看来，我认为中国必须本着“在进步中求稳定”的思维，增加科研经费投入，革新大学管理系统，改变教学方式，并重研究和教学，推进产学研结合，避免过分产业化，打击由教育获暴利的行为，鼓励有特色的大学良性竞争，并且鼓励创办一流私立大学。如果这些措施果真能够见纳，想来月华如水，桂子飘香的金秋时节，我们是可以期待的。

（完）